“你们给我小心一点,竟敢告我的状?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2015年5月,长沙市纪委对熊慈明开展初核调查后,熊慈明在市残联党组会、中层干部会、全体职工大会上要求每个人就其被匿名举报的问题谈认识、表明态度,并多次公开宣称要打击报复举报人。

  不仅如此,熊慈明还主动与行贿者订立攻守同盟,串通供词,伪造证据,企图蒙混过关。

  “纪委找我谈话了,他们如果找你,嘴巴紧一点,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2015年下半年,熊慈明先后两次找到与其有过不正当经济往来的戴某,叮嘱他不要交代给其送过钱财的问题,连过年送礼都不要说。为掩人耳目,熊慈明还要戴某打了张50万元的欠条。他和戴某按照商量好的口径,向组织提供了虚假情况。

  2016年3月,因害怕与吴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问题暴露,他将吴某叫到办公室,要求她不要向任何人承认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然而,纸包不住火,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他终于低下了头。

  借烈士事迹鼓励同僚建攻守同盟

  “深读”(微信ID:shenduzhongguo)了解到,江西省纪委查处十八大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人中,93.8%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私利问题。被称为“贺半城”的江西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是其中的典型。

  据了解,贺氏家族在萍乡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共19家,其中仅房地产公司就有5家,开发楼盘面积近40万平方米。贺氏家族企业借助贺维林的权力经商,仅贺维林利用职权打招呼,其家族企业少缴税款、土地出让金及罚款等就达1亿多元。

  一些官员精心挑选“合伙人”,制造范围极小的“共腐圈”,甚至订立攻守同盟。例如,孙家群等人案发后,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原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预感不妙,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

  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

  不过,这些攻守同盟最终在事实面前都失去了作用,他们最终没能逃脱党纪的处理和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