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求职者为骗子当起管理者
记者接触的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被骗了，不过，对于是走是留，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李泉是想留下来的典型代表。作为从求职者中挑选的“管理者”，他严格按照要求，让大家少互相交流、宿舍成员之间不准添加微信、出去拍戏少和别人说话，甚至，每个人出院子都要向他说明理由。
记者曾以“出门买东西”为由私自走出院子，但10多分钟后，李泉就在村里寻找，并打电话叫记者“回家”，理由是怕临时有拍戏任务。
曾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小院待过的蒋雨说，他们那里管理更严，出门会有人一直跟着，理由是为了安全考虑，怕求职者找不到回来的路。
在这个影视基地边上，没能实现影视梦的李泉的梦想是，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刘导”那样，不用再做群众演员，只要负责签单，和剧组工作人员核对群众演员数量、酬劳。这些钱的数额、付款方式、分配方案，李泉至今没有了解的资格。
影视基地门口的小卖部员工告诉记者，她见过不少通过北京影视公司安排到这里的求职者。“很多人来看一眼就走了，知道被骗了”。
她记得，曾有一名女海归硕士，交了一万多元应聘剧组翻译，到这里一看情况就泣不成声。她让女硕士住在了自己家，第二天，女硕士就离开了。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勉强留下拍戏的陈伟想看到转机。他没上过大学。今年21岁的他做过木工，送过外卖，当过服务员，因觉得老家收入太低，想来京闯荡。他本想努力干半年，过年能给家人买新衣服、好年货，并把见到的“世面”分享给弟弟，但如今，搭进去七八千元的陈伟觉得，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而美丽的设想越来越远。
一名被安排在临沂的求职者说，曾有警察接警到了小院里，要求在场的求职者分别说明被收了多少钱。当场，小院管理员把钱退回了一部分。“警察对我说，有人向我们报案，这里是骗人的，你走吧”。
然而，他还没走，被警察带走的管理者就被放回来了。原来，有个男孩应聘副导演，买了8条中华烟托他“走关系”，结果男孩最终还是被派去当群众演员，因此举报了他。管理员退了烟钱，就恢复了自由。
律师建议有关部门联手开展专项打击
事实上，这个骗局存在已久，据媒体报道，早在2006年就存在以招聘剧组人员为名，向求职者收取万元押金最后却让他们当了群众演员的骗局。
曾在一家影业公司担任制片人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剧组招聘一般依赖熟悉的资源，如熟悉的制作公司、摄影团队等，很少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因为时间成本比较高，又涉及项目的保密问题，如果人员不靠谱，再换人很麻烦”。
他表示，导演助理、化妆师助理、摄影助理，相对都是比较专业的、细分的工种，非常看重跟组经验，且一般是“跟师傅”，搭配相对固定，更不太可能临时招聘。
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拍戏的一名跟组演员也表示，剧组在开拍前通常早就确定了主要工作人员和演员，到影视基地时一般都已经有了成型的团队，只有群众演员才会到了当地再招。像“刘导”这样的一般只负责提供群众演员，影响不了剧组对重要岗位的招聘。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年发现，在影视招聘连环骗局中，一些公司往往不按照正常的招聘流程：求职者明明是去找工作的，希望建立的应该是劳动关系，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但一些公司却与求职者签订经纪人合同、劳务合同甚至合作合同，“好像是一块和他投资做生意的”。
这些公司的做法，被认为是试图规避《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对劳动者收取财物的规定。而在求职者报警后，警方会以涉及劳动纠纷、劳务纠纷、合同纠纷为由，不进行处理。
记者发现，一些合同还出现了不少低级错误，例如，在求职者提供的一份合同里，出现了根本就不存在的“最高仲裁委员会”。
有些合同的落款单位与招聘网站、收据载明的单位不一致。例如，记者应聘的中辰公司，其合同印章是北京叶尚曼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此，一名工作人员称，中辰公司是叶尚曼沙公司的投资方。但记者查询到的工商登记资料没有显示这一关系。
一些影视公司背后的关系盘根错节。多名求职者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尽管他们分别应聘了不同的公司，但在被层层转手的过程中，有时会遇见同一个工作人员。
12月7日，记者亮明身份致电笑傲东方公司，询问是否存在向求职者收钱的现象。在听明来意后，该公司员工改称电话拨错了。中辰公司电话则无人接听。
张新年建议，求职者应该牢记，公司招聘中以任何名义收费都是违法的；在网络宣传、开票据、签订合同等环节，还要注意核对公司名称是否与票据、合同的印章一致。最重要的是，一旦发现被骗，为避免遭受人身伤害和经济损失，应想办法先行离开，再寻求其他维权帮助。
张新年说，求职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招聘平台应该加强对招聘信息的审核。同时，这一行业乱象已持续多年，希望劳动、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成立专案组，予以专项清理打击。
“这些年轻人很可怜的，我有时候一天能接到10多个求助电话。”张新年痛心地说，骗局延续了10多年，“教训惨痛”。（文中求职者为化名，实习生朱彩云、邱晓芬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