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平等遇事协商解决

　　一个监仓少说也有十几个人，大家统一行动，听谁的？大多数情况下，被抓前级别高的官员说话还是比较有分量，比如某前厅级官员所在的那个监仓，大家都还是听他的。温锦环分析，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其此前的身份，可能最开始一些小官员会有一些敬畏心理，但其实进了监狱大家身份都是平等的。不过，这些前高官们经历的大场面比较多，也比较有见地，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

　　一般来说，监仓里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会协商。比如刚通热水的时候，他们会向干警提出，最开始接的水不够热，那么每天分配的15升水可能会不够，一二三条有理有据；有监仓有老人眼睛不好身体不便，大家也会协商分工来轮流照顾：你帮忙打水，我帮忙穿衣服等。

　　案例

　　有人因刑期漫长想轻生 有人稳定情绪写回忆录

　　身份转变产生的心理落差是不少职务犯很难越过的一道坎。温锦环告诉记者，相比其他犯人，职务犯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偏低，他们原本身居高位要职，处处被人尊敬，入狱后身败名裂，无疑会产生很强烈的失落感，他们常常陷入无助、孤独、痛苦的焦虑情绪中，加上职务犯刑期漫长，有的甚至有轻生念头。

　　温锦环举例说，一名曾任广东省某行政机关处长的职务犯就是这样，因为要坐20年牢，刚入狱时他就非常悲观，总想着要自杀。

　　年逾50的郑某原是茂名市某局局长。茂名官场窝案爆发之后，郑某牵涉其中，最终获刑11年，但他因身体原因得以监外执行。2015年1月，在外服刑3年的郑某被勒令收监，来到阳江监狱。

　　郑某的高血压达到3级，且患有重型糖尿病，已有眼睛重影等并发症。入监以后，郑某觉得很苦闷，再加上父母身体不好，先后手术，妻子也生病住院，郑某的思想压力一度到顶……“刚进来血压一直很高，很不舒服，担心自己没命活到出去……”

　　其实，对于监狱内的情形，郑某早有所了解。

　　“进来前，我就知道职务犯没什么特殊的。”郑某表示，在监外的时候，就曾在电视上看到采访茂名市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看他和普通服刑人员一样穿着囚服，在监狱车间做工，做拉线灯管，就知道再位高权重，进了监狱也都是一样的。如今，郑某进了来，他每天要做的也是拉线灯管，一天能做3000多个。

　　因为眼睛不太好使，郑某平常不太敢看书，大部分时间用来写回忆录。“写我的风雨人生。”他告诉记者，在监外执行时已经写了前两卷，有3万字，分别是求学和仕途，接下来打算完成后面的部分。

　　如今，在稳定的治疗和监狱干警的宽慰之下，郑某的情绪已经大大稳定。他时常而儿子们写信，嘱咐他们做好工作。

　　200名多职务犯 仅5人入狱后离婚

　　“职务犯们对家人感情最为强烈。”阳江监狱六监区监区长杨建南表示，职务犯被捕入狱后，家庭和亲情成为其唯一的精神支撑。多数人以前基本没有时间与家人沟通，入狱后才感觉到“家书抵万金”。记者了解到，八监区的人均书信量是其他监区的几倍，有的人入狱10个月写了30多封家信，有的人还仔细辨别信上的邮戳，计算着可以收到信的准确时间。在他们看来，自己现在什么都没了，唯一有的就是亲情，家人不抛弃不放弃是最大的改造动力。

　　在各类犯人中，职务犯们最思念、依恋家人，他们入狱后与家人关系破裂的也很少。经统计，200多名职务犯中仅有5人在入狱后离婚，这比其他类型犯人要低。

　　获刑5年半的苏某，刚刚40岁出头，刚入监不到半年，但差点后院失火闹出婚变。

　　苏某原是广州某学校的一个小领导，平素里应酬挺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天天出去应酬，喝酒唱歌玩乐。案发后，其妻子从办案机关处获得苏某的微信和短信聊天记录，苏某的应酬谎言被拆穿——原来天天出去混！妻子怒不可遏，将聊天记录打印出来随信寄到监狱，要求苏某解释清楚，尤其是其中与陌生女子的聊天往来……

　　苏某也是恼羞成怒，以前妻子对自己总是千依百顺，现在却越来越挑剔，每次书信、会见都要对质，“动不动就问我什么时候和哪个女孩吃过饭，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尤其是得知妻子已将这些事向双方父母打小报告，他更是觉得颜面尽失，满心恨恼。

　　在一次会见中，面对千里迢迢赶来的妻子，苏某很冷漠地说：“离婚吧！”坐在对面隔着一层玻璃的妻子，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紧紧盯着他，说：“你要想清楚，你伤害了谁……”旁边的监狱干警一看情形不对，立刻上来劝解……

　　苏某说，虽然说的是气话，但也是不想拖累妻子。为了帮他退赃，妻子把自己婚前分到的房子也卖了，而自己又一时照顾不到外面。

　　所幸，在监狱干警的开解下，苏某和妻子终于解开心结，不再纠结于往事。妻子努力工作养家，而苏某也静下心来改造，“刚进来时有高血压，现在药都不用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