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涨的彩礼

　　“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

　　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蜿蜒的山路环绕着陇东的大山，路的一旁就是悬崖，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

　　在这个贫穷的村庄，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借钱付彩礼，亲朋好友也大都会支持一下。毕竟谁都说不好自己家的孩子哪天结婚需要钱。

　　张湖家的二儿子正在读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学，也面临着娶媳妇的问题。张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已经难以再承受一次彩礼的折腾了。

　　近几年，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

　　彩礼不仅是西北老张一家难以逾越的黄土高坡，刘燕舞等学者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近年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

　　河南东部一个村庄的媒婆邓孟兴说，这几年，在一女难求的背景下，他屡屡被坐上火箭的彩礼吓到。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

　　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一两年来回乡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县城里的房价涨得厉害。

　　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在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说，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间的主导因素。

　　事实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而现在，往往礼金就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刘锐的邻居小刘家已盖上二层楼房，可他母亲还想着再买辆车。闲聊时刘锐问道，你们平时也用不着开车，买来做什么呢？邻居的母亲回答，“媒人要看呀！你看，买车的人都找到了媳妇。”刘锐发现，这个村60多户已有10辆私家车，除了过年期间偶尔开一下，平时就搁在院子里睡大觉。

　　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可谓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7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的话，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16年才能负担得起。“这还是几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清。”刘燕舞说。

　　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网络上留言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

　　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而从这封回信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彩礼高涨的事实和部分原因。

　　这封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乡镇也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礼问题。2015年6月，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想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根本到不了我们村，这样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张湖听了市里有这样一个文件后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当稀缺的女性被分配到数量更多的男人中间，就会使男人形成竞争，男人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

　　“婚姻也是个市场，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着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议价能力较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为了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中获胜，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

　　河南的一个村庄，一年娶了40多个媳妇，远远多于周边村庄。原因是提高了彩礼价格，周围村庄都给10万元，这个村给12万元。周围村庄的人抱怨归抱怨，但也只得跟着把彩礼抬高。

　　“那些处在劣势的男方家庭提高了彩礼数额，产生示范效应，其他人也相应提高彩礼数额，进而使彩礼平均水平上升。”贺雪峰说，“其他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要高于平均水平才能在竞争中获胜，从而形成一个平均彩礼水平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