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陆丰“三甲地区”因制贩毒犯罪严重，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经过打击整治，2004年摘掉了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但仅过了7年，“三甲地区”毒情又出现反复，2011年7月，陆丰再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挂牌整治重点地区，重新戴上“毒帽”。
目前，陆丰正在冲刺“摘毒帽”工作，禁毒成为了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陆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贤嘉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陆丰抽调了全市1/3的警力用于禁毒整治工作，设置了路面防火墙，对8个卡口进行检查，设置了海上防火墙，港口都进行网格化管理，对物流基地也设置了防火墙，还对麻黄草、麻黄素等原料进行控制。
博社村曾是“三甲地区”中毒最深的村子，近5年来，这个村子正在努力挣脱“毒”名。陈永佳称，根据上级安排，陆丰“摘帽”之后3年是巩固阶段，要彻底清除制贩毒的犯罪土壤。
“博社村的工作组和清查队在’摘帽’后三年之内不会撤离，三年之后就不知道了。”他说。
蔡龙秋也曾担心，将来某一天，工作组和清查队或将撤离博社村，到那时，村中的毒情是否会反弹，不过他后来认为，如果基层农村干部做好工作，这个担心就可以打消。
他在这几年的基层工作中发现，一个村庄的党支部书记、村长要想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基本上都可以知道。他认为，有事情应该向上级汇报，另外，“基层工作最难的，是基层干部要团结，再难的事情只要大家团结也是可以处理好的。”
在近年禁毒高压之下，“中国毒品第一村”大为改观。蔡龙秋介绍，自从博社村大扫毒后，已经4年多没再发生制贩毒案例，逃犯从111个到现在只剩下22个未归案。当下，如何彻底清除制贩毒的土壤，形成长效机制，成为了村委会和工作组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很多人会思考，博社村当年为何堕落为“中国毒品第一村“，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工作人员了解到的原因，是村民一夜暴富的念头在作祟，在村民的认知里，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回答——因为穷。
博社村位于半丘陵地带，主要以种养为业，产业种植水稻，兼营农副产和养殖业。历史上，博社村也是穷乡僻壤之地。今天走在博社村，你会发现这个村庄除了部分土地发展养殖业，很多农田已荒废多年。
村民们反映，博社村近海，很多土地都是沙地，植物需要更多的水，但是从十几年前开始，水库的灌溉用水便到不了博社村，海水不适合灌溉，靠天更不行。该说法在村支书蔡龙秋处得到了证实，他表示，当年因为灌溉水渠中途阻塞，导致博社村的灌溉用水中断，现在政府的疏通工程即将启动。
贫穷与作恶虽然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但是很多作恶者的初衷却往往因为贫穷。
博社村的老人蔡旺（化名）谈起自己的经历说，1999年，他曾因帮村里人制假钞被判刑，他的工作是在假钞上贴一条线，一天三四十块工资。后来，蔡旺被警方抓获，最终被判了13年，减刑4年，最后坐了9年牢。
“那时，生活是没办法过了，找工作找了10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家，本来第二天可以入职，但是第二天过去，别人又不要了，家里小孩、老婆、父母都要吃饭。”蔡旺说。
出狱后，犯法的事情他一点儿都不敢再碰了。现在，蔡旺和妻子在市场摆了个小摊，生意好的时候，每天收入几十元维持家用。
如今的博社村，年轻人一般外出打工，留下来的村民有些做些薄利的小生意，如在市场摆摊，或者开三轮车，也有村民养虾、养鱼、养猪等。说起过往生活，有村民感慨，“疯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扶贫仍是博社村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并对禁毒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官方数据显示，博社村全村2586户1.4万人中，贫困户有261户，贫困人口1086人。
陈永佳还担任着驻博社村帮扶工作小组副组长，他介绍，工作组对村民进行调查，根据人员结构、年龄和收入情况进行核对，确定了具体的条件再进行扶贫。
“村里一些人因制毒被抓或被枪毙，也有些逃犯逃了好几年，家庭基本破裂。”蔡龙秋说，村委会为符合条件的家庭申请低保户，让他们的生活有最低的保障，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不再走回老路。
经历了最深的“毒”，这条古老的村子5年来刮骨疗伤，村中很多人还是过着平静的生活，当地的乡土逻辑依然存在，很多东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每天早上和傍晚，博社的市场依旧热闹，“蔡氏家祠”作为村民情感的联结，仍发挥着传承宗族文化的作用。当然，村中的日常仍在提醒着村民们远离毒品。每个傍晚，市场上的喇叭里都传来一段有关禁毒的快板书：“制贩毒，不归路，祸害社会不可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