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时，已经距离药品电子监管码最初的推行过去了将近10年，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全国疾控系统没有对接上出于安全性考虑的监管码系统？
“因为药品监管本来就是药监的事情，但药监局的电子监管码系统并不能和卫计委下属的CDC已有系统连接。”前述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她指出，理想状态下，如果每个接种点都已联网，且能接入监管码系统，那如果有一个孩子去接种时，只需要扫一下接种本上的条码调出这个孩子信息，再扫一下疫苗上的电子监管码就能对应上疫苗的信息，这样如果每一次接种都如此执行，就不会存在现在这样的问题了。
“但问题就在于首先疾控体系目前信息化水平没这么高，另一方面两个系统不能互通，相互都没法全程追溯——药监只掌握了前半段，疾控只掌握了后半段，这还是有系统的，没系统的更不好掌握。”她谈到。
“不止这样，实际上，新版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很高，但实际上各级疾控，特别是基层疾控根本就达不到要求，比如要求冷库温度联网实时监控。”该负责人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技术的问题之外，现实的问题似乎更加尴尬。
电子监管码属于国家药监局，CDC属于卫计委，两个平行部门之间的行政技术对接并不简单；而对隶属于卫计委主要依靠国家拨款的全国CDC系统来说，电子监管码的巨大投入也是一笔不得不考虑的障碍。
此前，连锁药店行业就曾指出电子监管码耗资巨大。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002727.SZ)总裁赵飚就认为，实施电子监管码工程将使中国的老百姓每年在药品的开支上凭空增加300亿的支出；而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子龙曾在“两会”期间表示：“以千家门店的零售连锁药店为例，药品电子监管码需要软硬件改造投资超过3000万元，而增加的人工费用更是超过5000万元/年。”
“更主要的是，在取消了垂直管理后，国家药监局对各地的药监局现在既没有财务拨款，也没有人事任免权，只是一个业务指导，地方药监局对掌握其升迁的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有很多利益纠葛和顾忌，‘不好管’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昨日，有接近药监局方面人士表示。
